近期，一则中国消费1978年来首次负增长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在“十四五”规划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强调扩大内需是战略支点、目标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背景下，发展消费无论在短期还中长期都是需求改革的重点。

2020年中国GDP增速为2.3%。从需求结构看有两个特征，一是外需强于投资，投资强于消费;二是在疫情影响下，产品需求强于服务业需求，表现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超过服务业增加值。由此，当前消费市场两个突出特点是，高收入人群由于防疫限制被动地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同时中低收入人群普遍主动增加储蓄、减少消费。

高收入人群收入疫情影响相对较小，消费需求没有完全得到满足。受国内外宽松货币环境带动的资产价格上涨、互联网等行业在疫情后业绩加速上升等因素影响，不少高收入人士可支配收入持平或改善。但防疫要求减少了他们对旅游、餐饮、聚会等服务消费，尤其是出境游基本清零。同时，中国境内奢侈品消费较上年增长48%，规模从占全球总额11%跃升至20%，可以判断该人群消费能力仍然很强，有必要优化疫情防控措施，释放其有效需求。

中等收入人群则普遍主动减少消费、增加储蓄。2020年75%的人表示要增加储蓄，他们背负房贷、教育、养老等各种经济责任，面对疫情持续时间、行业业态深刻变化等不确定性，不安全感加剧、预防性储蓄动力上升。低收入人群收入波动大，面临的不确定性更高，在满足基本消费后储蓄意愿更高。整体而言，稳定中低收入人群消费，关键在于稳定收入和降低个人感知到的不确定性。

针对以上情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促进居民消费健康发展：

一是统一全国防疫标准，加速推进疫苗接种，增强社会团体组织主动检测力度，减少不必要旅行限制。随着经济增长，服务占消费比重不断上升。疫情发生后，服务消费上升势头暂时受阻，要想促进居民消费，就要促进服务业恢复。服务业运转离不开全国范围内和务工、商务、旅游等人员自由流动。在冬季局部疫情多发的阶段，各省市间旅行限制冗杂，局部防疫效率较低。因此，需要减少不必要的流动限制，改善服务供给、释放服务需求。建立全国统一的健康码体系，以风险为阶梯加速疫苗接种。降低检测成本、改善检测便捷度，按防疫需要向重点机场、酒店、景区等派驻检测点位，分摊检查义务，部分化解消费者承担的检测负担、提高消费热情。同时，把精准防疫经验推广到各省市，提高全国防疫效率。

二是针对性挖掘消费需求、填补消费短板，鼓励传统消费形态进行优化升级，更大限度释放消费需求。总结去年长假期间市场购销两旺的成功经验，鼓励调休、带薪休假、暑期错峰放假开学等办法，统筹好今年假期疫情低风险窗口期间的消费活动。基于需求大数据安排点对点旅游大巴、专列和专机，实现国内人员有序自由流动，降低热门城市和景区游客峰值，满足居民探亲访友、旅游娱乐需求。充分发挥我国电子商务、新媒体、快递等行业比较优势，孵化更多新消费模式，可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运营过程中，融合现实物理地理坐标和网上美食平台、旅游平台等消费地理坐标，打破居住、工作、交通、游憩四大传统功能的界限，促进消费升级。

三是稳定中低收入人群收入预期，加强社会保障机制建设，推广线上教育提高民众素质，降低预防性储蓄。稳定收入的关键是稳就业，继续扶持能吸纳就业、增加经济活力、维持社会经济发展的企业。加快建设社会保障制度，保持政府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的投资强度，加强对低收入居民的保障，让他们有信心、敢消费。鼓励和普及线上教育，增加公益性慕课供给，将职业技能培训、学历教育、基础教育等分层分级线上教育普及至中低收入家庭，降低中低收入人群在职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

四是管理好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坚持房住不炒，避免不合理的住房投资挤出消费。居民对通货膨胀上升有较大担忧，可采取生动活泼、灵活多样的方式宣传稳健货币政策含义，提升居民对人民币购买力信心，降低其通过储蓄和投资来抵御通胀的意愿。美元超发以及国际投机资本可能推动大宗商品涨价，形成输入性通胀压力，必要时可采取套期保值或者建立战略性库存等措施稳定大宗商品进口成本。国内外信贷宽松、留学需求下降导致了热点城市学区房需求上升、增加了居民对通胀担忧等，让民间重新产生房价上涨预期。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对“房住不炒”的房地产政策执行愈加清晰有力，深圳、上海等热点城市因城施策，纷纷祭出楼市调控“组合拳”,以抑制投机炒作、贷款资金违规入市等行为。相关部门应及时总结和推广适用经验，加快研究和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