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2020年12月，在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干部中，9人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此外，本月还查处了46名省管干部。

纵观整个2020年，共有18个中管干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其中有11人是省区市副职。还有14个被查的中管干部，先后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其中6人受贿超亿元。

元旦春节是纠治“四风”的关键节点，每逢节假日通报曝光典型案例，督促党员干部绷紧廉洁弦，已经成为常态。据统计，2020年12月下旬开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及各省区市和副省级城市纪委监委，共通报曝光192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其中173起涉及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占通报问题总数九成。

小节不守，大节必失。统计发现，上述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中，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违规吃喝、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三类问题占比较大，紧随其后的依次是公款旅游、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旅游活动安排、违规操办婚丧喜庆等问题。

这些反复多发的“节日病”，需要广大党员干部绷紧廉洁弦，切实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中央纪委也在元旦前夕发布《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正风肃纪工作的通知》，引导党员干部自觉抵制“四风”，带头转作风、树新风。

“煤”成能源反腐关键词

2020年能源领域重拳反腐，“煤”成了关键词。2020年12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一次性发布了5名厅官落马的消息，其中包括自治区原国土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白盾，内蒙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苏日勒格。截至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已有超过500名官员倒在煤炭领域。

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屡次以“N连发”的形式，通报官员被查消息，其重要背景是2020年3月份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组织12个巡视组，对煤炭领域重点巡查，“紧盯重点人重点事重点问题”，倒查20年，明确提出“要对2000年以来全区煤炭资源开发利用情况进行全方位透视会诊”。此后，包括涉煤国企以及党政部门均有官员被查出涉煤贪腐。

为进一步遏制能源领域腐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印发《关于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参与矿产资源开发行为的规定(试行)》，明确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区域或者业务范围内参与矿产资源开发，不得利用该领导干部的职权或者职务影响参与矿产资源开发。甚至在领导干部辞去公职或退休3年内，这类行为都是被明令禁止的。

涉矿腐败并非一地特有。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有13个地方被中央巡视组指出存在涉矿腐败问题，占比高达41.9%。而此次内蒙古向“煤老虎”开刀，短短数月已立案查处相关案件410件、534人。目前，落马的官员涉及政府、人大、司法、审计、自然资源、国企等多个系统，其中不乏辞去公职、退休多年的人员。

小小煤块牵扯众多利益环节，在行情“高歌猛进”的年代，其逐渐沦为腐败的温床。有煤老板被查后，用“每个环节都需要钱铺路”来描述这一行业的复杂政商关系。

业内人士指出，煤炭开发行政权力介入深，权力寻租空间较大。开一个煤矿需要有采矿、生产、安全、经营等方面诸多证件，涉及多个部门，任何一处关卡出现松动，就会出现问题。

为了得到庇护，一些不法商人或大肆行贿，或力促官员参股，一旦成功便有了保护伞。遇到监管部门找“麻烦”，保护伞就会“打招呼”“批条子”。官商勾结、抱团牟利，形成了一条黑色的利益链。

另一方面，部分涉煤地区对党风廉政建设重视程度不够，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有时碍于面子，对腐败问题遮掩护短;纪委问责不严，追责不力。在这般宽松的环境下，手握重权者有恃无恐，一步步陷入“以煤谋私”“靠煤吃煤”的深渊。虽然事发后一些落马官员面对镜头声泪俱下，但也已于事无补。

“倒查”式追责，一方面揪出腐败分子，让相关管理者切实树立起对于制度的敬畏之心，另一方面也让公务行为终身负责制落到了实处。

违规吃喝仍高发

2020年12月4日，是中央八项规定出台8周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截至2020年10月底，全国共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37.5万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51.8万人。

2020年12月2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0年11月份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统计数据，这也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连续第87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2020年1至11月，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1.7万余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7万余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0万余人。

连续87个月坚持公布的月报数据，见证了八项规定精神落实落地、深入人心。

数据显示，在被查处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中，违规吃喝占据主要位置。仅2020年11月，全国共查处违规吃喝问题1136起，占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总数的18.9%。2020年12月初，由云南省纪委监委宣传部拍摄的反腐警示专题片《围猎：行贿者说》，就揭开了吃吃喝喝温情面纱下，领导干部逐步被围猎的惨痛教训。

重庆商人程绪库直言：“从我们的角度，我们就是猎人，这些领导就是猎物”，他“围猎”云南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时任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凯的过程，就是从饭局开始。

经朋友介绍，程绪库在饭局上结识了周凯;此后，程绪库就经常去机场接周凯回家，一步一步靠近他同他攀关系。此后，两人就像“谈恋爱”一般开始相互试探：程绪库先送一块手表，周凯让司机分两次把钱返还。虽然送礼未成，程绪库却认为：“只要他不排斥和你交往，就已经是机会了”。

再往后，周凯每次回成都，程绪库都会约他一起吃饭。两人交往多了，彼此间的信任就建立起来。“认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人比较放心，也没想过他会害我。”周凯说。

然而，程绪库却坦言了真实目的：“我们花很多心思去揣测他、观察他、了解他，花很多精力去逢迎他、讨好他，花很多的钱，哪怕是东拼西凑也都要满足他的要求，这就是一个‘投资’，这个‘投资’是属于一本万利的事情。”他甚至赤裸裸地说：“在我们眼中，他就是我们获取利益的一个工具。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从他身上获取更大的利益。没有谁从一开始会说，是抱着交朋友的目的去的，所以跟我们交往也是很危险的。”

相识3年，程绪库的“围猎”渗透到周凯生活的方方面面。周凯最后数钱，都已经数到害怕了，他“觉得这个已经不是在数钱，而是自己在给自己‘坟头’撒纸了”。从点点滴滴入手，程绪库顺利打通了权力和资本之间的变现暗道，而周凯也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以涉嫌受贿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被提起公诉。

有的人在形式上遵守了八项规定，但特权思维却一直根深蒂固。

2020年12月25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邵有田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在其“双开”通报中，颇为罕见地出现了“违反法律法规，机动车长期不悬挂号牌上路行驶”的表述。

据办案人员介绍，他最初托关系办理过特殊车牌，也使用过单位公车，2016年公车改革后，邵有田购买了私家车。没有了特殊车牌，邵有田干脆不再悬挂车牌。在上路行驶途中遇到交警检查时，邵有田有时一本正经借口“参加紧急会议”蒙混过关，有时则摆出官架子声称“办理重大案件”，遇到执勤辅警时，他甚至肆无忌惮利用职务威胁恐吓。日久天长，“邵有田”的大名俨然成了“通行证”。

扫黑除恶迈向常态化

2020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战决胜之年，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数据，2020年1至11月，全国共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2.96万起，给予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党纪政务处分2.54万人，2383人移送司法机关。

随着三年专项斗争收官，不少人担心，黑恶势力会不会死灰复燃?

2020年12月印发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给出了答案，强调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建立长效机制，要依法依规、宽严有据、罚当其罪，既不能“降格”，也不能“拔高”，确保针对黑恶势力的斗争不走偏、不变形。

黑恶势力作为社会毒瘤，企图把持基层组织，拉拢腐蚀党员干部，寻求政治靠山和“保护伞”，在地方扎根颇深，打击铲除难度往往非常之大。

梳理2020年12月公开的一批黑恶势力案例，四川“杨狗”案突出体现了上述特点。

“杨狗”是杨树林在四川遂宁射洪市广为人知的绰号，靠放高利贷赚取第一桶金后，逐渐发展形成以杨树林为组织者、领导者的人数众多、骨干成员相对固定、层级结构明确、较为稳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他曾带人围堵政府单位，并指着该单位负责人鼻子骂“老子坐班房都要收拾你”;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后，他又要求身边小弟要把扫黑除恶精神“读懂、嚼烂、吃透”……为打击杨树林黑恶势力，办案人员搜集了1600多GB的电子证据、翻看了700余本案卷。

2020年12月16日，据云南省纪委监委消息：云南省公安厅原保留副厅级待遇干部汤跃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汤跃宏一直在云南公安系统工作，从警年限达37年，被查时距离其退休已有6个月。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12月22日，反有组织犯罪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草案要点之一，便是将恶势力组织上升为法律概念。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恶势力组织上升为法律概念，有利于将恶势力组织消灭在初期萌芽状态，也有助于除恶务尽、打彻底。

专家分析，该草案除了进一步提升扫黑除恶法治化、规范化水平，同样释放了“扫黑除恶”常态化的明确信号：专项斗争收官不等于扫黑除恶收手，决不让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死而复生、由小转大。(记者刘婧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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